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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因为民族矛盾吗？
历史信息在传播过程中，往往会损失掉许多细节。这是因为，人的大脑具有惰性，难以接收过于复杂的分析过程，所以越是简单的结论，就越具有传播效力，就越能在广大人群中获得共鸣。
比如说，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，往往是多面的、复杂的，但是在传播过程中，人们只想听到最简单的结论：他是忠，还是奸？他是善，还是恶？他是好人，还是坏人？所以，当一个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，成为民间评书、小说形象时，往往会脸谱化，因为越是脸谱化，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就越具有传播效力。
一个历史事件也是这样，其背后的原因往往是十分复杂的，但是人们最想听到的结论是，这到底是谁的锅？假如这个简单的结论还能引起某种群体情绪的话，那传播效力就更佳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深远。安史之乱就是这样，虽然这场叛乱破坏力巨大，但是后世错误地总结教训，简单粗暴地把这场叛乱的锅扣到胡人头上，对中国造成的杀伤力更为深远巨大，导致中华文明从此失去了拥抱世界的自信，朝着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走向封闭与自大。
事实上，安史之乱前夕，唐朝并不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。陈寅恪先生说：“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，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，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，旧染既除，新机重启，扩大恢张，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。”李唐的先祖是胡化的汉人，又与鲜卑人世代通婚，所以唐朝建立后，不设“夷夏之防”，以开放的胸襟对华夏与四夷一视同仁。外来民族可以往来于丝绸之路，居住于城镇，甚至在朝廷担任官职。开元年间，长安的外族人口达数十万之多，但是史书中并未有与汉族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记载。
关于任用胡人为将的问题，这也是唐初就存在的现象。在唐初的开国元勋中，屈突通、尉迟敬德都是鲜卑人。高宗、武后时期，百济人黑齿常之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太宗、高宗、武则天都并没有因重用胡将而引发叛乱。玄宗时期，边将人选同样是胡汉杂用，王忠嗣、郭子仪就是汉人。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，唐军将领也多有胡人：高仙芝是高句丽人、哥舒翰是突骑施（西突厥部落）人、李光弼是契丹人、仆固怀恩是铁勒人。而在安史叛军中，主力其实是均田制被破坏后失去土地的汉族流民，被节度使招募为兵。所以，安史之乱的起因并不是胡汉民族矛盾，并不是唐玄宗重用胡人边将，安史之乱的平定也并非汉人对胡人的胜利。
因此，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并非民族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、制度问题。因为玄宗时期的军政制度设计，权力远远比之前更加集中，政府权力集中于中书门下，军队权力集中于节度使。集权带来了高效，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，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要及时调整、制衡各方势力，不让宰相、节度使久任。可是，随着天宝年间玄宗的怠政，听任宰相与边将坐大，再加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，一切都滑向了失控。
归根结底，安史之乱是一场统治阶层的内乱。
《旧唐书》、欧阳修《新唐书》、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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